第四十九章 商鞅變法（二）
秦孝公雖然也屬“變法派”，但他是主持人只可公正的裁判，沒有辯論權。
他的右邊，依次坐著公孫賈、公子虔、甘龍、杜摯等“反對派”。個個摩拳擦掌、左顧右盼、信心十足，殺氣騰騰地擺出一副圍攻的架勢。
左邊卻只有商鞅自己，未免顯得人單勢孤。
秦孝公有些擔憂的看了他一眼，他卻是神色自若。
略帶微笑，竟不因形勢的嚴峻而有不安。
公子虔是秦孝公的堂兄，官拜太傅，宗室貴族，位高望重。
按新法，兒孫們將有淪為庶人的危險，僅這一點他就不能接受，聽著兒子嬴飛的哭訴更是火冒三丈：
胡鬧！
讓天皇貴胄的后代去跟小兵們搶頭爭功？
太掉價了！
有個一差二錯，碧血染黃沙，不能讓人忍受。
于是便與公孫賈等日夜討論，研究如何擊潰“新法”，堅決捍衛(wèi)老祖宗給留下的風水寶地！
并決定在發(fā)起攻擊時，由他首先開炮。
當然他們不能把發(fā)難的理由設定在維護個人利益，而要找一個大題目。
公子虔先干咳了一聲，然后才倚老賣老的教訓商鞅：
“你聽說過嗎？
自古圣人不更改人民的風俗生活習慣，智者依照歷代相傳的法令治理國家。
‘禮、法’都是古代圣賢制訂的。
你有何德何能？就敢輕易拋棄，另搞一套什么新法？
年輕人，不要肆意妄為，還是謹慎點兒好！”
說完，用力吐口痰。
這哪里是“大辯論”？
簡直就是“大批判”。
商鞅自有辦法迎戰(zhàn)，你既然抬出“古”來進攻，我就從“古”上還擊：
“太傅所聞，確是淵博，但不知所見的古代典籍史書有多少？
歷代‘禮、法’確都是當時圣賢制定的，卻非沿用至今、一成不變。
上古伏羲、神農(nóng)，對人民只教育、不誅殺；
黃帝、堯、舜則教而后誅之；
夏啟變‘禪讓’為‘父子相傳’，湯、武革桀、紂之命。
他們都是今人稱頌的圣賢吧？
既然前代圣賢制定的法令政策已經(jīng)盡善盡美，為什么后代圣賢卻要有所變，用新的來代替呢？
就同一國來說，周文王尚為殷之臣，周武已代商而王天下。
雖是父子，然出于不同的時代，能沿用同一‘禮樂’嗎？
現(xiàn)在齊恒、晉文及我穆公，無不依時制禮，國事定法而稱霸于諸侯。
事實證明：
從來就沒有沿用至今的古‘禮、法’可供后人遵循。
相反，隨著世易、時移，‘禮、法’都必須因時而變。
所以‘三代不同禮而王，五霸不同法而霸’。
這些書籍上都明確記載，請?zhí)祷厝ザ嘧x點兒書，看看我這個年輕人說的對不對。
至于人民的風俗生活習慣，更是在不斷的改變。
否則，您為什么不像上古人那樣裸身體茹毛飲血，而是衣錦玉食呢？”
正在閉目養(yǎng)神的公孫賈大概受到商鞅的啟發(fā)，而在想像公子虔光著屁股的樣子，不禁撲哧笑了。
公子虔以為他是在笑自己吃了敗仗，更為尷尬，瞪了商鞅一眼，卻沒再反駁。
太傅頭一炮就被悶住了，上大夫甘龍迎難而上，接住商鞅的一句話，另行破題：
“擺事實好嘛，我秦國自穆、康以來，一直是因民而教，不勞而功；
據(jù)法而治，吏習民安。
事實證明，秦國已如此經(jīng)過了幾百年，不也挺好嗎？
你又何必標新立異搞‘變法’？
實乃不明智也！”
對他就不必太客氣：
“甘大夫只說對了一半。
因循固有的工作方式，官吏確實可以‘不勞’，卻沒有‘功’成，依照舊的法令條框一成不變；
官吏們雖然熟諳順手，民卻未必得安寧。
‘功’是什么？最大的功是讓國家強大！
但在舊體制的保護下，已形成無作為的惰性：為官者尸位素餐，只求享樂；做吏的巧取豪奪，吮食小民。
上下因循守舊，舉國暮氣沉沉，不圖進取，隨遇而安。
試觀：關東已盡用鐵器，遍地沃野；
而秦農(nóng)還在以石耜耕種，致使關西大地，千里荒蕪，所產(chǎn)之糧，不足半年之食；
所收之稅，不能足官吏俸祿。
如此，國家能富？兵力能強？
百十年來，秦的疆土無尺寸之擴，反被人奪去西河重地，攻下函谷要塞。
您還有臉吹什么‘功成’？
說到‘民安’更令人齒寒，豐年尚衣食不足，啼饑號寒，一遇災難，餓殍遺路，百姓困于貧窮，鋌而走險；
豪紳邑蓄私兵，爭斗不斷，請問甘大夫，這就是您所謂的‘民安’？
世俗人由于惰性，大都愿意生活在習慣勢力的蔭庇下，只求眼前得過且過；
所謂‘學者’也只局限于能夠符合世俗意愿的事理表層，缺乏遠大高深的目光。
跟這些庸人不可能討論如何改變、制訂‘禮、法’的大事。
所以，總是由聰明睿智的圣賢制訂‘禮、法’，而愚蠢無知的頑冥，只能遵照執(zhí)行，被禮法所控制！
坦率的說，甘大夫！
既然你死抱著‘因民而教、不勞而功、據(jù)法而治、吏習民安’這種僵化的觀點不放。
就說明您屬于那種為‘禮、法’所制的愚民，不夠資格參加今天的討論！”
這一番淋漓盡致的痛罵，其實把所有“反對派”都給包括進去，秦孝公聽得高興，不禁叫了一聲：
“好！”
便問：
“誰還發(fā)言？”
按預定，該輪到杜摯，他被商鞅的利口罵的膽怯，卻又不能緘口無詞。
事先打好的底稿不忘也拿不出了，只得繞個圈子以退為進：
“大良造言之有據(jù)，證明‘禮可更，法可變’也就罷了。
但臣聽說，得不到十倍的效益，就不更換工具；得不到百倍的效益，就不改變方法。
農(nóng)、工細事尚且如此，國家的根本大法，自然更得考慮變后的效益了。
您提倡‘變法’又能給國家?guī)矶啻蠛锰?？請指教不敏?！?p> 商鞅一笑：
“湯、武立新而為王，桀、紂循舊而喪國。
可見，變法與否關系到國家的興衰成敗，您自己計算一下，其利幾何？”